皓首穷经，高山仰止；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素有“唐诗知音”美誉的87岁安徽师大教授刘学锴先生的学术著作——《刘学锴文集》首发式暨座谈会，12月16日上午在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河畔学术报告厅举行。
这一10卷本、22册、1200多万字的巨著全面展示了刘学锴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方面的研究成果。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查结联，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庆亮，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储泰松，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奇才等有关领导出席发布会并致辞，董乃斌、袁行霈、莫砺锋、薛天纬等学术同仁，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祝贺《刘学锴文集》的出版。
从“义山解人”到“飞卿知己”再到“唐诗知音”，高山仰止，仰之弥高
“犹如漫漫学术路上的一座高山，令人肃然起敬，仰之弥高。”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原会长、上海大学董乃斌先生在发言中，对刘学锴先生由衷赞叹。
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袁行霈，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中国宋代文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莫砺锋，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薛天纬等众多学界大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出席首发式并致辞，对刘学锴先生的为文、为学、为人、为师之道表达敬意。
87岁高龄的刘学锴先生生于1933年，早年就读、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年调入安徽师范大学工作至今。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首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一等奖”“安徽师范大学终身成就奖”等。
刘先生曾任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他用时三十年，系统研究文学史上颇多疑问和争议的晚唐诗人李商隐，包括其诗文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生平的考证、评论，以及其接受史的梳理，解开了许多长期纠缠研究者的谜团，得出大量有突破性的或有创新性的结论，完成了以《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为代表的系列论著。他和余恕诚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掀起“李商隐热”，并由此改写文学史，实现了对李商隐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经典地位的重估。2005年退休后，他又用了十年左右时间完成《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温庭筠诗词选》三部大著。
“刘学锴先生是李商隐研究最有权威性的学者，对温庭筠的研究具有开山之功，同样是系统而又深入。”袁行霈先生说，“不论谁再研究李商隐和温庭筠，都绕不开这些高水平的成果。”
刘学锴先生还是著名的唐诗鉴赏大家。七十五岁时，“不能忍受闲暇无事的状态”的他开始撰写《唐诗选注评鉴》，历时四载，300万字，一笔一画在稿纸上写成。“在历来唐诗的众多选本中，刘教授的著作无疑是上乘之作。”陈尚君先生评价此书是“近三十年最出色的大型唐诗选本。”莫砺锋则认为，“他写的鉴赏文，是真正懂诗之人所写。”此后每次重印，他都会对已发现的疏失进行修改。2019年的新版也不例外，86岁的他又新增修订400余处。
从“义山解人”，到“飞卿知己”，再到“唐诗知音”，刘学锴先生穷毕生之力，成一家之言，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
研究心得：既不偷懒也不拼命
在文集首发式上，刘学锴先生分享了他的人生体验与研究心得——
首先，古籍整理既为研究者服务，又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密切结合，这两者结合也许是安徽师范大学这类大学的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安徽师大是历史悠久和人文传统深厚的大学，为我这样的普通教师提供良好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学术环境，也使我更加懂得自知、知足、努力和坚持”；
其次，做学术研究既不偷懒也不拼命，远超自己学养的课题，不要勉强自己去做。既要量力量才而行，又不要眼高手低，为自己无所事事找借口；
第三，做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假如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熟读文史经典，那就要尽量活得长久和健康，用生命的长度来弥补学术的厚度和密度；
第四，做好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做研究时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坚持到底，工作之余照样烧饭菜、听越剧、读小说、看谍战片——日夜兼程我不干，精神上尽量放松。
“写书的人都希望书的命长一点，”刘学锴先生诙谐地说：“但愿人长久，还是但愿书长久？最好是活着的人看见还在活着的书。所以，书的命要长，写书的人也要活的长一些。”